中国科幻沉浮录流浪地球,宇宙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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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权转载自：甲子光年（ID：jazzyear）作者：火柴Q

“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惜的东西。”

这句台词伴随着大年初一的节日气氛，不失为一句很好的开年礼物。

据最新数据，今日零点起上映的《流浪地球》豆瓣评分8.5，半日内票房已突破1.26亿元。

电影《阿凡达》、《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转发了这部电影，和很多荧幕前的中国家庭一样，见证着这幕中国科幻死磕世界先进水平的新里程碑。那句喊了好几年的“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终于在年大年初一的鞭炮声中，响了。

在以往的科幻作品中，末日危机，人类出走，在外太空寻求新家园的故事屡见不鲜。唯独在流浪地球的故事里，人类选择背负着地球家园一同迁徙。

这个来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宏大设定，让这部影片成为了一场真正意义上世界级制作、中国化内核的科幻。这场“宇宙乡愁”背后，是一幅中国科幻不同于世界轨迹的沉浮录。

在《流浪地球》之前，中国科幻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出现在年。

在当年的高考全国卷中，作文题破天荒地出了一个科幻题材——“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放榜当天，18岁的著名媒体人骆轶航老师在心情忐忑地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后得知，自己那篇快意排比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得了满分，被《北京青年报》全文登载。随后，他喜提清华通知书，这篇作文也长年出没于各类教辅资料里。

另一个少年在当时写了一篇有反转设置的爱情故事，以2分之差与满分作文失之交臂，他是《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

而中国科幻的意外收获是，高考这个国民级IP带火了另一个当时大众知名度并不高的IP——《科幻世界》。

在高考前出版的年《科幻世界》7月号里，编辑部刚好做了一个“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专题，时任主编阿来[1]亲自写了一篇有关记忆移植的文章。

这让中国最具消费力的人群——中国家长看到了科幻的重要性。第二年，《科幻世界》的销量从23.6万册飙升至36.1万册，一举跃升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科幻类杂志。起步晚于欧美近百年[2]的中国科幻在高考助推下一举“弯道超车”。

年-年《科幻世界》杂志历年销量*数据来自豆瓣网友“三丰SF”这说明，只要击中了广大人民的核心痛点，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赶英超美不成问题。

中国科幻的第二个高光时刻，是《三体》冲出科幻圈，冲向全中国。

在《三体》从圈里到圈外的跨越中，年之后兴起的社交媒体以及一众互联网大佬的大力推荐功不可没。

以微博为阵地，互联网圈的创业领袖、产品经理、工程师、投资人传阅着《三体》，并对从中提炼出战略思想乐此不疲。

年，雷军发过一条微博，将《三体》从科幻小说拔高为“宇宙社会学”。

雷军说在金山集团战略会上，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分享读《三体》的体会，其中的哲学道理对公司制定三到五年战略非常有用。

猎豹创始人傅盛在转发这条微博时表示有雷军讲述《三体》体会的录音，问有人想要吗？

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则对文字比较挑剔：“作者的思维逻辑非常好，就是文笔太差了。营养极高，味道极差。”总评：还是推荐。

“三学”蔚然成风。故有人总结：看《亮剑》懂企业管理，看《士兵突击》懂企业文化，看《三体》懂企业战略。

年前后，如果不懂什么是“黑暗森林法则”、什么是“降维攻击”，怎么好意思在中关村泡3W咖啡，递名片说自己是互联网人？

一个是为了升学，一个是为了赢，以上两个高光时刻说明，中国科幻的发展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功利主义的推力。

可以说，中国科幻，一点都不“幻”，而是很实在，很接地气，甚至很“经世致用”。

但功利也没什么不好。发愤图强，务实求成，这才是一个有觉悟的“追赶者”的正确姿势。

追赶者比落后者多了一点什么？多了一点变好、变强的希望和由此而来的行动力。

中国科幻的起点本就是变强的希望。

第一批向中国引入科幻概念的人，是梁启超、鲁迅等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年，梁启超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原著为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英文小说Omega:TheLastDaysoftheEarth），后来还自己创作过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十年后，鲁迅在年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DelaTerreàlaLune，当时的译名为《月界旅行》）。他在序言中写道：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难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两位的出发点很明确：救亡图存，启蒙民智。在当时科技意识荒芜的中国用娱乐性更高的小说拉近大众与“赛先生”的距离，进而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中国科幻后来的几经沉浮，也都如其起点一样，捆绑着时代最强音。

新中国建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的主题是科普和革命。

在上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从地球到火星》和《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的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说过：

科幻小说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现实主义，它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它的对象是青少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热情更加高涨。

徐迟在年1月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直接导致带着草稿的民科们在中科院数学所门口排起了队，数学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全国来信，声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取得了其他重大突破，这比现在任何自媒体大V的“带热点”效应都厉害。

科幻也随之大热，叶永烈出版了他在60年代初于北大图书馆写成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一时风靡。这本书被制作成了多个版本的连环画，成为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在追寻光明前途时，当然也会遇到道路的曲折。

和当时很多的新事物一样，中国科幻在年遭遇大挫。由于改革之风劲吹，闪到了部分人的腰，这一年，保守派在全国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因“伪科学”被列为“精神污染”之一，一时沉寂。

因《小灵通漫游未来》而闻名的叶永烈也暂停了科幻创作，开始专注于政治人物传记，陆续出版了《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四人帮全传》、《邓小平改变了中国》。

然后是滚滚而来的新千年。

科幻类创作已随邓小平南巡讲话在90年代被解禁，电话乃至移动电话走入千家万户，互联网文化开始在大学生和高知人群间悄然生长。

到年，中国又正式加入WTO，经济腾飞、城市化的加速到来和IT、互联网的商业崛起同步发生，创造了长达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奇迹。

发展、追赶、竞争，成为过去20年的大主题。

中国科幻也从革命的、科普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产业，并在冥冥之中和商业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一个有意思的商业史细节是，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比刘慈欣的《三体》更早地启发了中国市场的一项商业成功：在年到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小灵通”（背后是日本的PHS技术，产品形态看起来是手机，但却使用固定电话网络）。

引进小灵通的UT斯达康一时风头无二，在年巅峰期的收入高达亿元人民币，并投入巨资研发3G，这给因鄙视PHS技术而错失小灵通市场的华为造成了巨大冲击。

而为UT斯达康贡献了“小灵通”这个绝妙产品名称的是一位年入职的早期骨干员工——叶永烈的儿子叶舟。在获得老爸的许可后，叶舟所在的UT斯达康注册了“小灵通”的商标。叶永烈未收取任何授权费。

可惜“小灵通”没能漫游属于自己的未来。华为在回过劲后，决定不能只让中兴和UT斯达康数钱。本着不赚、不亏、竞争为先的原则，华为将出货价拉到了玩死对手的单机元，并迅速夺得25%的市场。

如今，华为依然屹立不倒，UT斯达康则已被江湖遗忘。就算偶尔被想起，也多数是因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薛蛮子又搞出了什么幺蛾子。

这是另一段追赶与被追赶、失败与胜利的故事了。

沿着“中国梦”、“变强梦”的起始点，中国科幻的主流基调依然是已被欧美视为过时的“技术乐观主义”。

当雨果奖等国际科幻大奖日益被反思向、女性向、边缘人群向作品占领时[3]，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科幻作品却是刘慈欣的《三体》。

人称大刘的刘慈欣是鲜明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曾说：

与其被贫穷、死亡和战争所奴役，我更愿意接受所谓技术的奴役，毕竟这是一种进步。我的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在哲学上讲肯定是有很多缺陷的，不过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我的这种信念很难改变。技术发展不能停滞，最大的危险就是技术发展的停滞。

在刘慈欣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症结——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问题，大概率都可以被技术解决。

太绝对了吗？

这可能是因为年出生的大刘这一代人切身体验过什么叫“技术发展的停滞”，以及由此带来的灾难。

所以当美国的老牛仔将枪口对准Waymo自动驾驶车辆时[4]；中国卖早点的小贩们未经任何思想斗争就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