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精神家园的三个维度甘建华地理诗

刘长华

甘建华的诗歌是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的，从青葱的大学校园走来的。以“地理诗选”来命名集册，凸显的是作者对自己大学专业——地理教育有一种回归精神家园的想象。诗的本质就是人的栖居。同时也不难看出，作者有志于在诗学谱系和写作征象上，拓印下自己的意义指纹。

温热的诗心

当下诗坛在“抒情”与“反抒情”上一直是聚讼纷纭。确实，过分张扬自我与情感让人觉得飘忽和虚假，而刻意冷处理那些“意气”则令人倍感压抑。尘世间，人总是“左”“右”为难，“极高明而道中庸”抑或是一种选择。

“朱红色的花瓣/似火一般地热烈奔放/让晴好居诗意盎然/而养花人的我/亦愿永远是那绿叶”(《三角梅的花语》)。诗中的“我”，可视为甘建华本人自白，那是一种“隔岸观火”，却又是“传薪播火”。

总体来看，诗人是以“温热的诗心”观照世界和拥抱生活。地理意味着与大地密切关联，大地既是博大的象征，在诗中更是温热的符号。

毋庸讳言，青海高原的自然条件在宜居上与南方相比还是稍逊风骚的。诗人却称道：“王家飞出一只美丽的凤凰/穿越雾中的太阳/在冷湖的星塔上纵情歌唱/甜美的声音播报着预言/吸引了所有幸福的耳朵”(《回到冷湖》)，并由此连呼六个“晴好居”。甘建华现今家居衡阳回雁峰下，斋名“晴好”，出自唐人柳宗元诗句：“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晴”“好”二字正是温热的表征与同义。

理性的视角

首先最能体现甘建华地理学专业素养的，是有关青海高原、柴达木盆地、西部之西题材的诗歌。《伍氏献文鱼的灭绝》运用地壳板块运动等科学理论，但总体上又通俗易懂，似在“科普”但又不止于“科普”，散发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托拉海胡杨林》《火星小镇》《千佛崖》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相关的美学风范。

地理有自然和人文之分。甘建华在人文地理的写作上投入不菲。这对写作者来讲，是一种挑战，需要知识的广博和深度，但又不能脱离地理学的畛域。

在理性视角的驱使下，甘建华在字里行间喜欢采用疑问句，有反诘，有存疑……但总体而言，作品的语气并不凌厉，而是平和的。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甘建华对社会的“假”“丑”“恶”也是勇于批判的。《南宁雇凶杀人事件叹》《红场冷笑话》等等不少篇章即是。

散文化的表达

甘建华地理诗在表达上，总体上是散文化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便是在谋篇布局上比较讲究起承转合。《洛夫先生问与说》之《先生说》，以“平溪在台北郊区/这是一个矿区小镇/有一条铁路穿境而过/紧邻着我们的新婚燕居”为起头，以“那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我们在千里之外的台岛/开着所谓的风气/或者说敢为人所不敢为/你在家乡湖南衡阳/一个名叫茅洞桥的镇上/呵呵呵发出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为收合，一者在平溪，一者在茅洞桥，用“台北”“台岛”穿针引线，就有些首尾呼应、结构闭环的味道。

甘建华诗歌散文化的第二特征，便是语感流畅。新诗一直有着“晦涩”之讥，于今为烈。这一点，中国新诗界不能不正视海子的魅惑。海子绝对是诗歌言语上的天才，特别是那些短诗在语感和节奏上，又是流畅耐读、起伏有致的。甘建华诗歌代表作《茅洞桥记》能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应是得益于他不俗的散文写作功力。

甘建华诗歌散文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诗歌整体意蕴比较典雅。甘建华看待世界多以理性的视角，在这一前提下，诗人在语言表达上力图尽善尽美、合理克制，在古典与和谐中绽放言语的魅力，而又力避传统古文运动中散文那种“质胜文则野”的状况。由此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让人倍感亲切的同时，又比较的典雅涵泳。

(《甘建华地理诗选》，甘建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